2011年《半月谈》第十三期
《半月谈》2011年第13期：世界经济的明天
美国经济“三高两低”
今年来美国经济复苏势头减缓，多个行业出现“刹车”迹象。除了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日本地震海啸对产业链的影响之外，美国经济的主要问题还在于缺乏内生性动力，经济复苏面临“三高两低”的中长期挑战。所谓“三高两低”，即高失业率、房地产止赎数量居高不下、债务高企，与此相伴的是低产能利用率和低速经济复苏。
今年5月份美国非农部门失业率升至9.1%，连续第二个月高企。目前失业时间在27周以上的长期失业人口占总失业人口的比重升至45.1%，创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高。
在房地产问题上，美国标准普尔公司日前发布的凯斯－席勒房价指数显示，美国房价已出现“二次探底”，全美房价目前已经跌至2002年水平。作为次贷危机的后遗症，美国不断出现的止赎房产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影子库存”。美联储理事丹尼尔?塔鲁洛预计，今年美国新增止赎房产数量将高达250万套，2012年新增止赎房产数量仍将达到240万套。
美国社区中每出现一处止赎房产，就会把社区平均房价拉低约1%，大量以市价八折左右出售的止赎房产将使美国房价未来几年至少还要下降5%。
在债务方面，美国联邦政府上月触及法定的14.29万亿美元公共债务上限。目前国会两党依然在提高债务上限问题上僵持不下，债务问题将成为长期悬在美国经济复苏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在产能利用率方面，美国5月设备开工率仅为76.7%，比1972年至2010年间的平均值低3.7个百分点。
尽管美联储主席伯南克6月22日强调美国经济在下半年和明年能有更好表现，但美联储当日还是将美国今年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预测区间从4月预计的3.1%至3.3%下调到2.7%至2.9%，并将2012年美国经济增速预测区间从4月的3.5%至4.2%下调至3.3%至3.7%。
欧债渐成“慢性病”
过去一年来，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发展可谓一波三折。虽然各方连续对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等欧元区国家进行了高额救助，但欧债危机并未因此平息。相反，近来随着希腊形势恶化，欧盟在如何对希腊进行第二轮救助的问题上暴露明显分歧，危机出现愈演愈烈的趋势。欧洲整体主权债务形势已呈现“慢性病”特征。
希腊7月份面临还债压力，若无外部资金支持将出现倒债风险。7月2日举行的欧元区财长会议决定向希腊足额发放第五批120亿欧元原定贷款，而是否启动第二轮救助计划将留到7月11日再次讨论。
目前，德国与法国和欧洲央行各方在私人投资者多大程度上参与救助等具体问题上仍然无法达成一致。分析人士认为，希腊危机更像一场政治危机，欧盟之所以不能快刀斩乱麻、一举解决希腊危机，是因为政治领导人的眼光不够长远。希腊在7月获得第五批贷款，至少9月份前暂无债务违约风险，那么欧盟很可能要推迟到9月份才出台第二轮援助方案。
对于希腊第二轮救助方案的难产，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经济学教授安德烈?萨皮尔认为，希腊危机并非单纯个案，如何应对希腊危机将影响到爱尔兰和葡萄牙，对其能否按原定计划返回市场融资起到直接作用。因此，救助希腊的方案是一个“先例”，需要考虑周详。
各方争端的背后其实是欧元区国家在解决债务危机过程中的责任分配问题。过去一年多来，欧洲央行一直为希腊等问题国家提供支援扮演重要角色。但一些央行人士认为，这些应急之举已超出央行职责范畴。欧元区政府应该在解决债务危机的过程中发挥更积极作用，建立一套制度性机制解决债务难题，而不是把大部分责任都留给欧洲央行。
至于债务危机的前景，萨皮尔说，如果可以把危机控制在希腊、葡萄牙和爱尔兰，哪怕再加上西班牙也不足为虑。但如果对债务重组处理不当，希腊等国的政治和经济危机就会演变成整个欧元区金融行业危机。由于欧洲与美国金融行业密切联系，危机将不可避免蔓延到美国，并由此波及世界经济。而对于当前充当世界经济增长发动机的亚洲而言，其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仍依赖出口，因此难免在全球性危机中受到冲击。
新兴经济体的通胀困局
去年，新兴经济体还在为高增长欢喜。今年，通胀形势已经让其普遍感到压力。新兴市场的通胀高企，其成因不仅在于大宗商品价格暴涨导致的输入性通胀因素，还在于这些国家普遍存在经济过热、流动性过剩的内生性问题。
5月份中国CPI同比涨幅达5.5%，创下最近34个月来新高。自去年5月以来，中国CPI同比涨幅一直在3%以上，且呈稳步上扬态势。
南美最大经济体巴西今年头五个月通胀率累计达3.71%。印度上半年通胀率也处于高位。印度头五个月批发价格涨幅在8.5%至10%之间，平均涨幅为9.25%。涨幅已连续17个月超过8%。俄罗斯5月份消费物价指数同比上涨9.6%，头5个月俄消费物价指数累计上涨4.8%。俄央行预计，今年全年通胀率将保持在7%左右。
从成因来看，新兴经济体普遍遭遇通胀压力有其共性。首先是次贷危机后新兴经济体普遍采取经济刺激措施，在复苏势头强劲的同时普遍产生货币超发、经济过热风险。
其次，西方国家超宽松货币政策释放出大量流动性，在发达经济体普遍经济低迷情况下，这些资金纷纷涌入新兴市场寻找机会，推高新兴市场资产泡沫。此外，美元走软导致的大宗商品上半年暴涨，也加大了新兴经济体的输入性通胀压力。
为应对通胀，紧缩货币政策成为新兴市场国家的首选策略。今年以来，中国央行已连续六次提高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两次提高基准利率。巴西政府今年也已连续四次调高基准利率，由年初的11.25%升至目前的12.25%。印度央行从去年3月至今已经十次上调利率，回购利率和反向回购利率上调幅度分别为2.75个百分点和3.25个百分点。俄罗斯央行继2月25日宣布将再融资年利率上调25个基点之后，于4月29日再次将再融资利率提高25个基点至8.25%。
再次，退出经济刺激计划、削减预算也是重要手段。今年2月巴西政府宣布将今年的财政预算削减500亿雷亚尔（约合314亿美元），金额相当于巴西国内生产总值的1.2%。3月，巴西再次宣布削减财政预算5.77亿雷亚尔（约合3.62亿美元），显示其抗击通货膨胀的决心。
尽管从整体来看，新兴市场国家通胀压力比前期有所缓和，但仍处于高位，由于物价工资水平上涨压力明显，加上外部经济环境趋向不利，这些国家的通胀前景仍不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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