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家宝：让科技引领中国可持续发展

让科技引领中国可持续发展
温家宝
（2009年11月3日）

    今年是中科院建院６０周年，中科院的成立是中国科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当时，共和国刚刚成立、战争的硝烟还没有完全散去，百废待举、百业待兴。共和国的奠基人就高瞻远瞩，着手组建中国科学院。因为他们懂得一个道理，就是要摆脱长期以来中国积贫积弱的状况，不再落后挨打，使中华民族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依靠科学技术。

    从新中国成立起，我国的科技事业就开始奠基，并和共和国一起发展、腾飞。６０年来，党和政府始终把科技摆在重要战略地位。从“向科学进军”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从“科教兴国”到“建设创新型国家”，我们独立自主地建立起现代科学技术体系，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科技发展道路。“两弹一星”奠定了中国尖端科技基础和大国地位；陆相成油理论甩掉了中国“贫油国”的帽子；杂交水稻成为满足中国粮食需求和促进世界谷物生产的“金钥匙”；载人航天成功实现了中国人的“飞天”梦想。我们在许多重要科研领域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有影响的科技大国和经济大国。历史告诉我们，科学技术决定民族兴衰和国家命运。

    今天在座的有许多老一辈的科学家，也有许多和我年龄相仿的科学家。我们都是新中国科技发展的见证人和实践者。我年轻的时候曾经是一名地质工程师，许多老科学家的感人事迹至今难忘。去年，《Ｓｃｉｅｎｃｅ》杂志的主编布鲁斯·艾伯茨采访我，我开头跟他说了两句话：第一，如果我不从政的话，也有可能成为一名科学家；第二，我参与领导工作以后，一直关注着科学技术工作。我认为一名好的领导者，应该有一定的科学素养，具备相当的科技知识。到中央工作以后，我一直对科技工作倾注了自己的深厚感情。特别是担任总理近７年来，科技发展始终是我心头萦绕的一件大事。我深知，没有科技发展就没有中国的今天，也没有中国的明天。我们必须依靠科学技术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依靠科学技术加快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

    世界２００多年的工业化历程，仅使不到１０亿人口的发达国家实现了现代化，但资源和生态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再也不能延续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和发展模式。可持续发展是现代化的永恒主题，人类文明进步呼唤着可持续发展和新科技革命，中国面临重大机遇和严峻挑战。我们要依靠科学技术实现中国可持续发展，依靠科学技术形成少投入、多产出的生产方式和少排放、多利用的消费模式，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道路。让中国这块美丽古老的土地，成为炎黄子孙世代繁衍生息的绿洲和乐园！

    当今世界正遭受金融危机的冲击，也正处在新科技革命的前夜。２０世纪上半叶，发生了以量子力学和相对论为核心的物理学革命，加上其后的宇宙大爆炸模型、ＤＮＡ双螺旋结构、板块构造理论、计算机科学，这六大科学理论的突破，共同确立了现代科学体系的基本结构。自从２０世纪下半叶以来，尽管知识呈快速增长的态势，但是基本表现为对现有科学理论的完善，没有能够出现与这六大革命性的科学突破相提并论的理论成就或重大发现。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的沉寂”至今已经有六十余年了。进入２１世纪以来，一些重要科技领域发生革命性突破的先兆已经初显端倪。这场新科技革命，将依赖现代化进程强大需求的拉动，将源于知识与技术体系创新的驱动。

    中华民族有史以来就是富于创造的民族。英国哲学家培根曾赞扬说，中国古代的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改变了世界事物的面貌和状态。遗憾的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近代中国屡次错失科技革命的机遇，逐步从世界经济科技强国的地位上沦落了。回想一下近代以来的历史，我们有过四次发展机遇。第一次是当欧洲工业革命迅速发展的时候，我们正处于所谓“康乾盛世”。康熙６１年、乾隆６０年，加上中间雍正１３年，一共１３４年，当时的清王朝沉湎于“天朝上国”的盲目自尊，以至发展到发布“禁海令”，关上了中国通往世界的大门。对于国外的科技发明，称之为“奇技淫巧”，不予理睬。由于满足于传统农业社会的生产方式，对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麻木无睹，错失良机。第二次是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清朝的大门，洋务派发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自强运动，但因落后的封建制度和对近代科学技术认识的肤浅终告失败，使中国又一次丧失了科技革命的机遇。第三次是２０世纪上半叶，由于军阀混战及外敌入侵，使中国失去了科学救国和实业救国的机遇。第四次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新中国建立的宝贵科学技术基础受到很大的破坏，我们又失去了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机遇，使我国与世界先进科技水平已经有所缩小的差距再次拉大。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国再不能与新科技革命失之交臂，必须密切关注和紧跟世界经济科技发展的大趋势，在新的科技革命中赢得主动、有所作为。

    去年９月以来，百年罕见的国际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遭受了上世纪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挑战。这场危机波及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扩散速度之快，超出了人们的预料。中国经济也受到严重的冲击，主要是外部需求萎缩，产能过剩凸显，一些行业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失业人员增多，经济增速明显下滑。我们及时果断地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坚持把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作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基本立足点，努力做到速度与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政府调控与市场作用相结合，促进增长与改善民生相协调，全面实施并不断丰富完善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比较快地扭转了经济增速下滑的态势，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为世界经济复苏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短期的困难和长期的矛盾交织在一起，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的任务越来越艰巨，资源环境的制约越来越突出，国际经济和科技竞争的压力越来越大。只有加快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我们才能从根本上克服国际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因此，在经济积极向好的趋势得以巩固的时候，应该而且必须开始考虑长远的事情。长远的事情是什么？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科技和教育。要使中国真正走在世界的前列，必须有强大的科学技术力量，有一支富于创新的人才队伍，这是中国发展的后劲之所在、力量之所在。

    历史经验表明，经济危机往往孕育着新的科技革命。正是科技上的重大突破和创新，推动经济结构的重大调整，提供新的增长引擎，使经济重新恢复平衡并提升到更高的水平。谁能在科技创新方面占据优势，谁就能够掌握发展的主动权，率先复苏并走向繁荣。１８５７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是第一次波及全球的生产过剩危机。这次危机引发了电气革命，推动人类社会从蒸汽时代进入电气时代。内燃机和电动机逐步取代蒸汽机，创造了电力与电器、汽车、石油化工等一大批新兴产业，同时大幅提升了机械、冶金等产业的发展水平，工业文明成为世界发展的主流。１９２９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是２０世纪最为严重的全球经济危机。这场危机引发了电子革命，推动人类社会从电气时代进入电子时代。电子产业迅猛发展带动了一批高技术产业崛起，推进了传统产业的升级换代，世界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全球化、知识化、信息化、网络化的新时代逐步到来，有别于以往工业革命的新型人类文明形态正在形成过程中。面对当前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各国正在进行抢占科技制高点的竞赛，全球将进入空前的创新密集和产业振兴时代。美国提出，将研发的投入提高到ＧＤＰ的３％这一历史最高水平，力图在新能源、基础科学、干细胞研究和航天等领域取得突破；最近又两次提出美国科技的主攻方向，包括节能环保、智慧地球等。欧盟宣布到２０１３年以前，将投资１０５０亿欧元发展绿色经济，保持在绿色技术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英国从高新科技特别是生物制药等方面，加强产业竞争的优势。日本重点开发能源和环境技术。俄罗斯提出开发纳米和核能技术。我们必须目光远大，把握机遇，在这场竞争中努力实现跨越式发展，缩小与发达国家在经济和科技方面的差距。

    怎样推动中国经济在更长时期内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尽快走上创新驱动、内生增长的轨道，是我最近一个时期重点调研和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我觉得，战略决策、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和产业化这四个方面的储备决定着未来。我们已经作出并将继续完善战略部署。制定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把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战略目标，把可持续发展作为战略方向，把争夺经济科技制高点作为战略重点，逐步使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这些前瞻性、战略性和全局性安排，体现了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我国科技发展战略方针。

    科学选择战略性新兴产业非常关键。选对了就能跨越发展，选错了将会贻误时机。战略性新兴产业必须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具有市场需求前景，具备资源能耗低、带动系数大、就业机会多、综合效益好的特征。目前我国经济运行中的最大困难，就是外部需求急剧减少，而且将来在相当长的时间也很难恢复到危机之前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产业就暴露出产能过剩问题，而且其中一些产业又没有掌握核心和关键技术。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必须重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同时要在最有基础、最有条件的领域突破核心和关键技术。选择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科学依据是什么？最重要的有三条：一是产品要有稳定并有发展前景的市场需求；二是要有良好的经济技术效益；三是要能带动一批产业的兴起。

    最近，我主持召开了三次座谈会。有４７位经济、科技专家，围绕新能源、节能环保、电动汽车、新材料、新医药、生物育种和信息产业发展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如何抓住机遇，充分发挥中国经济和科技的优势？如何突出重点，确定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方向？如何加强科技支撑，突破产业发展的关键和核心技术？这是我给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的题目。科学研究只有同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起来，才有强大的生命力。

    世界各国都高度重视新能源产业发展，正在加快推进以绿色和低碳技术为标志的能源革命。中国在调整能源结构、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已经并将继续作出积极努力。新能源发展要突出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包括水电、核电、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沼气发电，以及地热利用、煤的洁净利用等。要加强宏观规划和配套设施建设，推动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有序发展。同时，要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突破关键技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优化能源消费结构。新能源汽车已成为全球汽车工业发展方向。世界主要国家为保障能源安全，都在加快新能源汽车研发和市场开拓的步伐。中国经过近１０年的自主研发和示范运行，在这个领域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大大缩小。当前紧迫的任务是，通过技术经济、市场需求和经济效益三个方面的充分论证，尽快确定技术路线和市场推进措施，推动新能源汽车工业的跨越发展。

    新材料产业发展对中国成为世界制造强国至关重要。目前，中国许多基础原材料以及工业产品的产量位居世界前列，但是高性能的材料、核心部件和重大装备严重依赖于进口，关键技术受制于人，“中国制造”总体水平处在国际产业链低端。无论是推进大飞机、高速列车、电动汽车等重点工程，还是发展电子信息、节能环保等重要产业，都面临着一系列关键材料技术突破问题。必须加快微电子和光电子材料和器件、新型功能材料、高性能结构材料、纳米材料和器件等领域的科技攻关，尽快形成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新材料与智能绿色制造体系。

    ２１世纪是生命科学大发展的世纪。生物科技发展将显著提高农业和人口健康水平。１３亿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必须靠自己来解决，根本要靠科技。要发展转基因育种技术，这是提高农业产量和改善产品质量的重要途径。科学家建议超前部署分子设计育种，大规模挖掘动植物种质中蕴藏的优异基因资源。这样，中国１０年左右就可能实现小麦、水稻等主要农作物和猪、牛、羊等主要牲畜的优良品种的显著改良。

    健康科技、生物医药事关民生大计。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加快这个领域创新和发展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要把生命科学前沿、高新技术手段与传统医学优势结合起来，研发适应多发性疾病和新发传染病防治要求的创新药物，突破应用面广、需求量大的基本医疗器械关键核心技术，形成以创新药物研发和先进医疗设备制造为龙头的医药研发产业链，大幅度提升生物医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目前，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干细胞研究发展势头强劲。干细胞研究促进了再生医学的发展，这是继药物治疗、手术治疗之后的又一场医疗革命。我们要力争在干细胞研究的更多领域取得领先地位，同时要高度重视、切实防范干细胞研究引发的伦理问题。

    信息网络产业是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驱动力。全球互联网正在向下一代升级，传感网和物联网方兴未艾。“智慧地球”简单说来就是物联网与互联网的结合，就是传感网在基础设施和服务领域的广泛应用。我在无锡考察时参观了中国科学院微系统所无锡传感网工程中心，很高兴看到一批年轻人正在从事传感网的研究。我相信他们一定能够创造出“感知中国”，在传感世界中拥有中国人自己的一席之地。我们要着力突破传感网、物联网的关键技术，及早部署后ＩＰ时代相关技术研发，使信息网络产业成为推动产业升级、迈向信息社会的“发动机”。

    这里，我还想谈一谈空间、海洋和地球深部开发利用问题。空间、海洋和地球深部，是人类远远没有进行有效开发利用的巨大资源宝库，是关系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安全的战略领域。我们要实施好“载人航天计划”和“嫦娥计划”，有效进入并和平利用空间。中国是一个海洋大国，海洋资源开发和海洋产业发展是“蓝色聚宝盆”。国际上正兴起海岸带可持续发展研究，我们要切实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在地球深部资源探测方面，中国已有固体矿产勘探开采的深度大都小于５００米，而世界一些矿业大国已经达到２５００米到４０００米，南非计划开采的深度达到６０００米。澳大利亚在本世纪初率先提出“玻璃地球”计划，也就是要使地下１０００米变得“透明”。加拿大人近期提出的类似计划，要搞到３０００米。中国人均资源短缺，资源勘探水平不高，开采利用率也比较低，这是制约未来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我们要千方百计提高资源勘探开采水平和效益，充分挖掘和利用好各类资源。

    要更加重视基础研究和战略高技术研究。基础研究相当重要，因为原始创新源于基础研究。而基础研究没有十到几十年的积累不可能出重大成果，这绝不是急功近利的事情，是要花费心血长年积累的事情。重大战略高技术是引不进、买不来的。原始创新是一个国家竞争力的源泉。中国要抢占未来经济科技发展的制高点，就不能总是跟踪模仿别人，也不能坐等技术转移，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拿出原创成果。科学技术是老老实实的学问，来不得半点虚假，需要充满艰辛、敢担风险的探索，需要“面壁十年”、甘坐冷板凳的精神。要脚踏实地、潜心钻研，切忌浮躁。我希望中国能够诞生更多世界级的科学家和科技领军人才，我们也一定能够出现这样的人才。

    要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革，大胆革除阻碍科技生产力发展的一切体制机制障碍。要进一步促进经济和科技的结合，充分发挥市场在科技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加大自主创新的投入，引导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我们要把显著提高全社会的研发投入（Ｒ＆Ｄ）占ＧＤＰ的比重作为一项重要的任务，作为一个要奋斗实现的目标。特别要从根本上解决科技经济“两张皮”问题，促进产学研结合，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我们要大幅度提升知识产权的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能力，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有力支撑。我们全部科技政策的着眼点，就是要让创新火花竞相迸发、创新思想不断涌流、创新成果有效转化。为此，要创造良好的环境，让科技工作者更加自由地讨论、更加专心地研究、更加自主地探索。全社会都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实践、尊重创造，大力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普及科学知识，全面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全民科学素质。我们各级领导干部要像邓小平同志那样，当好科技工作的“后勤部长”。

    今天在座的都是科技工作者。这里，我想缅怀两位最近去世的科学家：一位是钱学森先生，一位是贝时璋先生，他们都是我国科学界的杰出代表。

    １０月３１日，钱学森先生去世了。那天是星期六，早上我还是按时上班。他是８点零６分去世的，我是８点１５分知道的。我赶到了３０１医院，向这位给国家和人民作出重大贡献、德高望重的科学家鞠了三个躬，来表达我对他的敬意和哀思。当天夜里，北京雨雪霏霏。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睡，钱老的音容笑貌一直萦绕在脑海里。我起身找出当年的日记和与钱老的通信。睹物思人，思绪万千，一桩桩往事历历在目。我跟钱老认识是在上个世纪８０年代。那时，我在中央分管科协工作，他是中国科协主席。１９９０年７月３日，我到他在国防科工委的办公室去谈工作，我们两人谈了很长时间。我的日记记得清清楚楚，他说，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大的系统工程，作为社会形态应该包括三个方面，就是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因此，我们必须提出要建设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物质文明。然后他又强调还有一个基础，就是地理环境。我作总理以后这几年去看望钱老，他谈的更多的不是科技问题了，几乎每次都是教育问题。他反复提到，创新型人才不足是现行教育体制的严重弊端，也是制约科技发展的瓶颈。他提出要更加关注教育改革和发展，注重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他说，中国现在没有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按照培养科技发明创造人才的方式办学，没有自己独特创新的东西，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他还结合自己成长的经历说，一个有科学创新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学知识，还要有文化艺术修养。我对钱老提出的这两条意见深为赞同。后来，我每到一所学校，都向师生们讲述钱老的这番话。我们要把培养创新型人才作为教育发展的重要目标，这需要从娃娃抓起。不仅要重视发展高等教育，努力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更要重视发展小学、中学教育，培养孩子们的创造精神，打好人才成长的基础。只有培养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各类人才，特别是创新型人才，中国才有希望。

    贝时璋老先生去世时，我没有赶上去告别。那个星期天我到他家里去吊唁。这位老先生在去世的前一天，就是１０月２８日上午，还邀请北大医学部生物物理教研室林克椿教授等６人进行讨论，一位１０７岁的老人邀请科学家来讨论什么呢？在得知２００９年的诺贝尔奖揭晓以后，他心情一直不平静。他想起林克椿教授１９８１年在斯坦福大学化学系作访问学者时，曾经发现了“由钙离子促进膜间结合而诱发螺旋状脂质体”的现象。当时这个成果很受重视，１９８２年的英国《自然》杂志以封面文章的形式予以发表。我们有的科研成果其实离诺贝尔奖并不是很远，也许就一步之遥。他女儿跟我讲，那天，老先生精神特别好，跟大家讨论了一个小时，而且最后还讲，我们要为国家争气。我希望老一代科学家像钱老和贝老一样，继续在重点科技攻关和创新领域发挥关键作用，善于发现和培养青年才俊；青年科学家要继承发扬老一代科学家献身祖国的高尚品质和甘于寂寞的奉献精神。只有大批青年科学家不断成长起来，站在前辈的肩膀上攀登新的科技高峰，中国的科技事业才能兴旺发达，后继有人。

    中国的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变革。科学技术是推动这场变革的重要原动力。只要用现代科学技术武装起来，中国这艘巨轮就能产生无尽的力量，任何人都阻挡不了我们前进的步伐。我坚信，中国科技一定能够支撑和引领我们伟大的祖国实现现代化宏伟目标，中国的现代化一定能够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本文是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首都科技界大会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