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责任缺失”谁有资格宣布企业（上）
宽容地说，不披露企业劣迹也不算媒体的“社会责任缺失”，这还勉强过得去，可是，当三鹿事发，包括央视在内的曾经热情赞美过三鹿毒奶的媒体，都改换调门，三鹿不多的几个顽强的支持者中就有该媒体的身影。《三鹿污染门疑为人为阴谋》这篇文章，试图利用“民族情绪”将国内民众的抨击矛头转到海外商家，其发布时间是在三鹿大势已去之后，如今在网上该妙文仍“明镜高悬”。
更有甚者，三鹿毒奶在2004年的阜阳“大头娃娃”事件中就被揭露过，而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的“中企联合网”上，《三鹿危机公关纪实》至今赫然在目，此文高度评价了三鹿迅速摆平消费者和媒体的本领，也深度证明了“两大协会”的“社会责任”。
我并不是要为被制裁企业说话，也不是不怀好意地把矛头指向一个媒体，一些组织。只是认为“社会责任缺失”这种模糊、随意、标准尺度游移的“帽子”，不宜轻易出笼，更不能任由“发明人”拿它当武器威慑商家。
今年2月份，国资委主任李荣融透露，中纪委查办了某知名国有企业集团高管腐败窝案，该企业主要负责人及绝大多数中层干部涉案，几乎“全军覆没”。像这样的国企单位，班子都被一锅端了，却连名称都舍不得披露，这种待遇是民企和中小企业所不能享受到的，自然也不在社会责任缺失之列。
与电信、银行、油品等（绝无假冒可能的）大国企相比，对九阳豆浆机的投诉可谓寥寥（搜索估价法：输入“我投诉XX”可证），若以消费者投诉数量为标准，九阳企业其实冤枉不轻。“宅急送”因一个月丢三次邮件而上榜，有的企业一个月丢三条命又怎么说呢？
说到企业社会责任的标准问题，还是大有嚼头的。权威媒体、民间社团和专业机构联合民调，获得企业评价信息并公之于众，这条路子在一定条件下是可行的。首先的条件是批评与赞美的自由，各企业“舆论面前一律平等”。归根结底，必不可缺的大前提是相比企业有权力的机构社会责任的不缺失，而我们社会由于制衡权力机制原因而缺失的，正是此种万不可缺失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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